永生难忘的记忆张家口pvc管粘接胶水厂家

—俞炳辉-—

在我参加革命的历程中，有位永生难忘的老长，那就是敬的谭震林同志。

1929年春，红四军再次挥师入闽，直下龙岩，革命火焰又次照亮了闽西劳苦大众的心窝。

4月，地下党负责人俞炳荣、季云贵等聚集在我乡连城县新泉乡良坑村东坑纸寮后的山崖里，商讨发动连南农民起义的计划。我当时在纸寮里工，才18岁，被派在会场外站岗放哨。

会后，连南13乡农民暴动了。红四军宣传扩军，我和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报了名。5月间，在新泉镇大宗祠后的大草坪上，隆重召开了工农红军四军四纵队成立大会。会上我认识了四纵队政部主任谭震林。他正站在台上讲话，个头不，面黑，嘴巴大大的，满口湖南腔。“同志们，我们工农红军四军四纵队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闽西人民的件大事!”“我们热烈欢迎大参加工农红军!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跟国民党的部队根本不样。红军有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针线;仗的时侠，声长官不是缩在后头，而是冲锋在前，拿出模范行动来带兵的....…”

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富有号召力，是个出的鼓动。会后，演出了文明戏(活报剧)。给我们印象的出戏，是由谭震林主任亲自扮演的工人纠察队长，率工人农民联土豪。我真没想到刚才在台上很严肃地做报告的“大长官”，换上戏装又演得那样活灵活现。

在我们这些新战士的眼里，纵队的政部主任，是位大长啦!可他没有点官架子。入伍天，我被编在七支队当战士。谭主任知道我喜吹号，便把我介绍到司号班里学吹号。

行军途中，我们司号班遇到了站在路旁宣传鼓动的谭主任。他满面笑容地问我们:“喂，小鬼，累不累呵?背包背不动了吧?……”大都给逗笑了，脚下仿佛也松快不少。“小同志们，你们跟着部队行军，不简单，硬是没有掉队嘛!大再加把劲，大池就要到了，出点汗不要紧，前头好了开水，管保大喝个够……”

攻克龙岩城以后，四乡几十里的农民进城参加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都出席了会议。在龙岩，我至今不忘的是谭主任亲自处理七支队党代表同新调来的纵队参谋长争马匹的事。了胜仗，缴了不少马匹，党代表看中了匹好马，先牵走了。参谋长也喜欢这匹马，要把它留在纵队部使用。党代表死活不肯，两人争执不下。在旁围观的干部战士越来越多。就在这时，谭主任来了，他听明原委，便对党代表说:“同志，这个事我看是你不对。马，当然谁都可以骑，但参谋长负的责任大，指挥纵队行军、仗、看地形，有匹好马不是有利于工作吗?我们是红军，要有铁的纪律，下服从上，个人服从集体，要有全局观念张家口pvc管粘接胶水厂家，对不对呀?”

他见党代表红着脸低下了头，便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我们都是做政工作的人，要带头执行党的纪律，特别要尊重军事干部，才能团结全军多胜仗么!……”我愣愣地望着谭主任，他转过脸来，笑着问道:“小鬼，今天这个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紧张，很不自然地说:“对，对，长说得很对忿”他笑了笑，又转身对党代表说:“你看你看，群众投我的赞成票了嘛，走，聊聊去……”他对争马这场小风波处理得好，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式法，给在场的干部战士上了堂生动的组织纪律课。

在龙岩休整了个多月，谭主任同我们这些新战士都搞熟了。他特别喜欢年轻人，见到我们总是满面笑容，问长问短。

虽然经常相遇，我还是按照规定，每次都向长敬礼问好;他也非常喜欢我，见面就问:“小鬼，吹号会了吗?加紧学，今后仗，靠你们手里的军号调动人马哩，要是吹不出调调儿，怎么胜仗啊?……”这使我内心充满了当名号手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9月，红军攻占上杭县城之后，四纵队扩编，我被分配到政部当号兵。到政部报到，便见到了谭主任。他乐呵呵地对我说:“怎么样，出师了么?欢迎你呵，小鬼，好好学习，当名响当当的号手，做得到吗?”我挺起胸脯:“报告长，做得到!”“莫吹牛呵，小鬼。”他点点我的鼻，“再有条，莫要天到晚‘报告，‘报告’的。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么，今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多啦啦呱，怎么样啊?’·”望着和蔼可亲的谭主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地点头。

在上杭城又住了个月左右，部队进行整训。谭主任抓政洽部机关建设，抓得有声有。除了日常工作训练、学习和宣传外，每星期六晚上还开次演讲会，由谭主任亲自主持。要求每个人包括炊事员，都上台学习演讲。我们当中不少人没有文化，也从未当众说过话，站到台上两条腿直哆嗦，来去谁也不肯上台。谭主任哈哈大笑:“你看你看，起仗来人人都想当英雄，叫你们上台个个都成了狗熊—怕什么嘛!我们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政部的同志要个个成为优秀宣传员，这是党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嘛!来来来，大轮流来，哪个天生就会演讲啊?”谭主任边动员边示范。他说，演讲要先看对象，对老百姓讲话要称“各位亲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对自己部队就称“各位同志们”或“各位兄弟们”;演讲时要有感情，当讲到“倒帝国主义”、“倒列强”、“倒土豪劣绅”时，就要声呐喊，表现出激昂的情绪，讲到穷苦人民受地主压迫的情景时，就要表现出同情感，等等，还要配以各种动作和手势。我们听得入了，不知不觉跟着模仿起来。我在谭主任的鼓励下也敢上台演讲了。当时，各支队都按我们的样子，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演讲练习活动‘培养出了批政宣传骨干。

谭主任平易近人，对下没架子。每逢部队组织讲革命故事活动，他讲的故事总是给人留下刻的印象。逢到做游戏时，他也总是积参加。由于经常和大在起，他对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每天列队点名时，论表扬还是批评，都能做到及时、准确。同志们对他都很亲近，又很敬畏。

11月，蒋介石指挥金汉鼎等部向我闽粤赣边根据地发动了兰省“会剿”。强敌压境，我军主动撤往旧县，纵队部退到白砂，谭主任率政部的部分干部战士留在旧县，指挥十支队阻击敌人。谭主任经常率干部换上便衣去外围观察敌情、地形，拟定作战案。为了阻滞敌人行动，他命令部队发动群众，拆掉了周围的所有木桥，并在通往才溪、南阳、新泉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在路面埋上竹钉，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他布置政部在各乡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妇女队、儿童团在村前路口站岗放哨，为前沿阵地送水送饭。又动员群众上山藏身，使白军进了村没吃没喝。到夜晚，四周山上火光闪烁，土统声和洋铁桶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活像枪炮声，加上不时有小分队摸进村真刀真枪地袭击敌人，弄得白狗子如同惊弓之鸟，整夜不宁。我们在旧县袭扰了敌人十来天，有力地配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那时生活条件差，整夭风餐露宿，大体质都急剧下降，加上连日战斗，得不到很好休息，不少人生了病。我到旧县后，感染上恶疟疾，病情天天加重。谭主任闻讯，特意跑来看我。他摸摸我的额头，安慰我好好休息，又叫李官找来担架，把我抬到白砂去疗。安排妥当后，他又匆匆赶往前沿指挥战斗去了。

我从白砂又被送到蛟洋红四军后医院。疗了几天张家口pvc管粘接胶水厂家，病情控制了。那天，我正蹲在屋前晒太阳，突然见谭主任来了，我激动得下就立起来，奔了过去。他抚着我的双手，端详了下:“病好了么，小鬼?”我用力挺直腰板回答，“完全好了!”“那好嘛，能出院就跟我回部队去;马上又要仗了，你怕不怕啊?”“不怕，我好想你呵，要不是你送我来这里，只怕我早就··…”说着说着，我哭了起来。“莫哭，莫哭!男子汉，怎么像丫头样哩?不是我的功劳，马克思没下命令，你哪里会去呵?……”见到谭主任来了，四纵队的伤病员都围拢过来。原来他刚参加了古田会议，根据上部署，部队即将转移。他特地来医院慰问我们，顺便动员痊的同志归队。我们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部队去，当场就有30多个同志出院，跟着谭主任回白砂去了。路上，大拥着谭主任又说又笑，他干脆不骑马了，把组绳递给我:“小鬼，你身子弱，马归你了!”我作了个鬼脸:“报告长官，这马是上发给长官的，’我走得动!”“莫急，小鬼，等到革命成功，莫说骑马，连天下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哩。好吧，既然我是你的长官，我就命令你:老老实实骑上去!”顿时激起片欢快的笑声!

回到白砂，我调到十支队二十九大队当号兵，大队长是李云贵。此时，十支队仍在旧县阻击敌军金汉鼎部。战斗期间，谭主任来了次，找李大队长和其他支队干部在起开会，我和几名战士在会场外站岗。我坐在窗下，窗户里不时传出谭主任熟悉的口音。他在研究轮番掩护、节节抵抗的战术，部署作战行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半红四军主力部队，分两路向江西转移，谭主任作这样周密的部署，正是为全局考虑，千百计保证军部机关的安全，过了几天，支队向连城进发，白天隐蔽，晚上发动群众敲锣鼓，放鞭炮，点火把，大喊大叫，迷惑白军。敌人草木皆兵，晕头转向，被我们牵住鼻子转了好几天。等到军部胜利转移后，我们立即按照谭主任的指示，甩开敌人，赶往连城，与纵队部会了。通过这次作战行动，大都十分钦佩他的足智多谋。

1931年，罗炳辉率的江西红十二军开到长汀，与闽西红二十军并，编成新的红十二军，谭震林任军政委员。这年夏天，我被调到新的红十二军O二团，又在老长的下工作。

1932年初夏，我奉调到中央保卫局福建省保卫分局工作，住在长汀城里。谭震林此时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住在城郊十里铺，常到省苏维埃来开会，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他依然那么诙谐，见面就说:“哎，俞炳辉呀，许久不见，听说你苦竹山时翘辫子啰。”“翘不掉哇，长，”我故意皱起眉头，“你不是说马克思没下命令，去不成么。”他点点我的鼻头:“你这个小鬼，还是那么调皮!有没有受过伤啊?”“有啊，还有几次蛮危险，可是托老长福，连汗毛都没落根哩!”他兴地笑起来。

1933年春，省委召开了反“罗明路线”大会。由临时中央派来的代表主持会议。保卫分局派我和曹跃祺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会场设在长汀县城水东街龙岩会馆，到会的有200多人，会开了三天。开头，由罗明先做检讨，接着大提意见。会上，罗明不愿认错，含含糊糊地检讨了番。我当、时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只知道中央说错的肯定是错了。可后来谭政委也受了株连，说他“右倾”，是“逃跑主义者”，我就想不通了。这几年，我们跟着他征战南北，几时见过他害怕过敌人?为了保护毛泽东、朱德和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他日夜和战士们起在前线阻击白军，随时准备用局部的牺牲保护全局的利益，他何曾当过“逃兵”?他说过不要同敌人硬仗，可那是为了避实就虚，扬长抑短，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胜利，这怎么能叫“右倾”?……我和老战友曹跃棋、赖荣传三个人越谈越想不通。便相约去看老长。那时，谭政委处境很不好，所以见到我们去看他，下愣住了:“你们怎么来了?”我说:“我们来看老长，是你把我们培养起来的，我们忘不掉!”他说:“莫叫老长了，现在我倒霉啰，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的追随者，批我斗我，要我走哩……你们说说，敌人来了那么多，硬要去拚，不是拿战士的命去开玩笑么?为了保存实力，我们暂时避让下，从侧面和屁股上照样敌人嘛，怎么扯得上‘逃跑主义’哩!……”

我们相对言，心里都明白老长受了冤屈。他压了压心中的激愤，望着我们说:“我的事情你们莫操心，问题总有天弄得明白。你们要好好干，都是年轻人，要坚定信心，革命定会胜利1”他要留我们吃饭，赖荣传说:“我们去外头吃，不要给长添麻烦，还是给我们多讲两句吧。”谭政委说:“也好。要说毛病，总归挑得出的。我们工作中确实有错误缺点，经验不足，力量薄弱，暂时不能同白军大仗硬拚，同苏联比当然差得太远。不过有的国情，pvc管道管件胶怎么能照搬苏联的套哩?……”赖荣传接口道:“是呵，会上批判你，我就觉得这话有点太过份……”谭政委开朗地笑了:“过份也好，不过份也好，我个人不在乎。就像吃饭样，菜好多吃点，菜不好就少吃两口。”曹跃棋这个调皮鬼趁机跟上句:“老长，你这个精可贵，挨批斗也所谓!”“小鬼小鬼”，谭政委仰头大笑:“你尽说俏皮话……”谈了半个小时，要分手了，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谭政委:“长，你真要走么?”，“服从组织嘛，组织怎么决定就怎么执行。我跟你们讲过，共产党员要条件服从组织，党的决定于切。我说的话，自己要带头去做么！”

不久，谭震林离开福建军区，调到国政保卫局任红军工作部部长。调任前受审查时，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精振作，曾与、刘样文等到宁化去做扩军工作。

1934年春，国政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回到福建省检查工作。这时，我已调任福建军区保卫分局连城二分区主任特派员。他给我们讲了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要求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做好保卫工作，纯洁内部，以保证全力对付由德、日、意军事顾问督阵的国民党“围剿”。不久，我在战斗中负了伤，被送进四都医院疗。

1935年2月，谭震林、陈潭秋率红二十四师约500人，自会昌、譬都来到位于武平、会昌、长汀交界处的鸡公山。天夜里，我们批伤病员为寻找部队，来到鸡公山麓的庄，恰好遇到驻扎在那里的二十四师。省军区保卫分局和省苏维埃机关部分人员也在那里。我从兰荣玉、林跃升等同志口里得知，谭部长也在这里，立即撑着拐杖去见老长。见到他，我哆嗦着嘴喊了声:“长……”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谭部长抚着我的肩头:“莫哭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么!怎么样，伤好了么?听说你给‘童子军’捅了几刀，还挨了两枪。”我硬咽着拉开衣襟，给他看伤痕。他亲切地抚着我的伤处:“狗娘养的，真是下狠心往死里哟！不过不要紧，不见马克思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我们现在怎么办?医院不存在了，大都跑散了，没饭吃，没处住，也没有人……长，我们要跟你走呵!”“能走吗?”他问道。于是，按照谭部长的指示，所有伤病员都集起来，他挨个检查，凡是基本康复可以跟上队的，就批准随队行动。我扔掉拐杖，硬挺着走了几步，还是过不了关。只能很不情愿地归入就地坚持的人群里。谭部长望着我们失望的，大声说:“大莫要垂头丧气!又不是永别哆!大都是热部队的，大部队带着伤员走，行动不便，损失就会增加，这个道理你们都懂。你们留下来养伤，隐蔽在群众中发动武装斗争，从屁股后头敌人，不正是支持大部队么!……”我们的心情顿时开朗得多了。我望着谭部长:“长放心，我们·决不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笑了:“说得好，我们也决不会忘记你们，大养好了身子，我来接你们归队。”他给留下来的同志每人发了三块银元，又把我单留下，交给我五块银元，交代说:“红八团在龙岩，红九团在永安、连城、宁洋向，红三团在漳州，你们现在去找这些部队。敌人肯定会跟来追我们，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分批从小路走，白夭隐蔽，夜里走路，到龙岩或连城找部队。多多保重，炳辉同志……”

谭部长率部队连夜转移了。我把留下来的七名伤病员分作两路，也离开了庄。我们路四人夜行晓宿，走了10多天，终于到达龙岩江山乡村尾村，隐蔽在那里养伤。不久，、罗忠毅率红九团开到这里，我们接上了关系。我被任命为铜溪区委书记，搞起了地下武装斗争。

1936年两广事变前夕，闽西地区国民党军队常常向我们挑衅。此时张家口pvc管粘接胶水厂家，我同林应满等战友起重建了铜山、溪口带的地下党组织，拉起了游击队，不时袭扰龙岩城内外的敌人，配(龙)岩连(城)宁(化)分区部队同白军周旋。天，分区政委兼岩连宁中心县委书记，带着我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我们来到老鼠山交通站，向邓子恢汇报情况后，回来告诉我，谭震林也来了，我便迫不及待地去看老长。年多没见了，他还是那么精，见面就问:“你们留下养伤的几个人怎么样了?”我如实向他汇报，另路的三个同志至今没有下落，但相信他们是不会变心的。“好，革命就要意志坚定1”他亲切地说，“炳辉同志，本来想派你去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而今不成了，广东军搞事变，局势又紧张。你先跟同志回去，就地开展斗争，论遇到多少困难，定把革命红旗下去!……”回龙岩后不久，政委把我调回部队，到岩连宁分区支队任宣传科长。

两广事变后，广东军出动三个师“围剿”闽西根据地。粤军山地战确有套，我军接二连三吃了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发出通报，要求各部队吸取教训，切勿麻痹。为避损失，军政委员会主席谭震林亲自到各部队检查工作。1937年1月，他来到了我们支队驻地—龙岩县斜背新寨。这时我已调任二大队政委，率部驻在斜背的下村洋。我与大队长黄金寿奉命前去汇报情况。当时，部队的情绪很差。前些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听说蒋介石被抓，干部故士片欢腾，都以为革命即将成功。过了几天，龙岩城里反动势力又大放鞭炮，说是庆贺蒋介石放了，后来又听说是党中央出面调停，把蒋放了的。同志们都迷惑不解，各部队都有开小差的，我们二大队也有五个人离了队。

我和黄大队长来到长住的竹寮子里，谭主席问起部队情绪，我把帽子授:“长，说心里话，大都不想干了!”“你呢?”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有什么干头?天天叫倒蒋介石、活捉蒋介石，为了这个目标，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捉住了蒋光头，又把他放掉。··…”“其他人有什么反映?”“跑掉五个，里头还有个班长哩，枪扔下就走了，硬是给气走的:”谭主席沉思地踱了几步，严肃地瞪着我们:“不对，跑是不对的!要相信党，相信革命定会胜利!你们这些年轻人，当了干部了，头脑还这么简单，个蒋介石就能解放全?眼下日寇来了，要灭亡，灭亡我们民族。放了老蒋，能够团结全国人民么!大联起来日寇，才有救呵了……你们听过七擒孟获的故事么?”我撇撇嘴:“抓住蒋介石，应该每人刺他刀，为死难同志报仇t”

“太幼稚，你这种情绪还对头呵?”谭主席讲了许多顾全大局、救国至上的道理，并通知我们，二天他要给部队讲话，传达中央的决策。

二天，支队长池义标、政委陈德清、政处主任荣春陪同谭主席来到二大队驻地，我们把队伍集在下村洋后山坪地上。当我介绍谭主席的时候，会场上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显然同志们抵触情绪挺大。谭主席笑嘻嘻地开了腔:“同志们，辛苦了!今天能再和大见面，不容易啊!都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风趣的开场白，下子就把大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接着说:“我要给大报告个好消息: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胜利地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陕北根据地了!……”两年多翻山越岭钻林子的游击生活，使我们几乎同外界隔了;这个重要的消息使大精振，几百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会场上顿时鸦雀声。谭主席不快不慢，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为的新，讲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讲到中央到达陕北后与东北军、西北军联抗日的局面，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双十二事变上来，“大要问，既然抓住了蒋介石，为何又放了他，这里头是不是有名堂?我要问问在座各位，谁知道《三国》里七擒孟获的故事?抓了放，再抓了再放。刀宰了不是痛快么?同志们，诸葛亮聪明哇，他是为了争取人心，征服敌人么。封建时代的军事都能如此，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英明了!……”他分析了国民党内亲日派和其他派别的情况，入浅出地说明了放蒋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大计。我们越听越明白，为党中央的瞻远瞩而折服。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会场上的掌声阵比阵热烈响亮。谭主席见大的情绪激昂起来，嗓音宏亮了:“我们虽然没参加艰苦的长征，但样吃尽了苦头:吃苦菜、吃笋子、钻山洞，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正因为我们在另条战线上坚持斗争，红军主力才能开创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的游击战争样光荣嘛!而今，国民党国将士、全国民主人士都同共产党联起来，逼着蒋介石枪口对外日本鬼子，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抗战定能胜利，中华民族有救了，革命的胜利曙光就在前头!眼下国难当头，大要坚定信心，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开小差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对不对啊?”番话说得大都低下了头。他后提出三条任务:扩大部队，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和向富户筹借军粮。

谭主席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部队又恢复了生气。

过了二三个月，邓子恢、谭震林到了上杭县白砂，我奉命去见他们。谭主席原来想让我去赤米山绿林部队搞统战上作。由于当地局势严峻，他和邓主席又改变决定，要我先去(长)汀、连(城)县担任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且指示，要尽快与(长)汀、瑞(金)游击队取得联系;迅速恢复组织，扩大红军;想设法为部队筹款。我们带了11支驳壳枪动身了。临行前，谭震林特意给我支手枪，要我注意安全。

半年后，因击乐江反动民团，惩害罗步云烈士的叛徒，我的身份暴露了。组织上把我调回部队。当我听到邓、谭老长又从上杭县城到了白砂，我便赶去向他们汇报。谭主席显得年轻多了，心情也很好。他说:“你们工作干得不错么，为罗步云同志报了仇，击了叛徒，影响很大!……你不要回支队了，留在我这里，跟肖忠全同志起向殷实富户筹款。”

1938年1月，部队在白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四军二支队，谭震林任支队司令，我任支队司令部官处主任。

谭司令带了警卫员黄辅成和十几个短枪队员从龙岩出发，去扛西军部。临行前他告诉我，是去军部接受任务，二是交涉红三团在漳浦被国民党军缴械事件，三是与汀、瑞地区游击队取得联络。他们行到达瑞金，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扣留。谭司令义正辞严地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国民党保安部队放人还枪.

部队北上抗日了。为了轻装上阵，规定干部不准带属，很多同志想不通，我去找谭司令。他严肃地批评了我:“你这个牛脾气又上来了，组织的决定，是考虑到路途远，途中发生战斗怎么办?我们是去同日寇仗，不是搬，有什么想不通的?张司令、邓主任的属不也留在后嘛!……炳辉同志，抗日于切，民族利益至上，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道理平日都懂嘛，今日怎么糊涂了?回去告诉大服从命令，还要做好老婆的工作，莫要瞎吵吵!”我觉得批评得在理，言可答，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几十年过去了，在闽西战斗10载的产阶革命谭震林，始终牵挂着那里的群众。

1953年4月，我去看望即将调任华东局书记的谭老，他见面就问:“你回福建没有?连城情况怎么样?老百姓生活好不好……”我汇报了回乡见闻:“闽西许多老同志和群众要我向您问好，请您有机会回去看看。”他兴地说:“那好，那好，我定抽空去看看闽西的父老兄弟，看看那里的大好形势！”

1962年9月，我在北京等军事学院学习，星期天与胜起去谭老里看望他。谭老又关切地问起闽西人民的生活情况，我如实汇报了乡缺粮、水肿病多、还死了人的情况。他心情沉重地说:“群众遭灾受苦，我们有责任呵，前两年头脑发热啰，我们应该向人民道歉，向闽西人民检讨……”

1978年冬，上组织老同志去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我趁便去看望谭老。当时“左”路线遗毒尚未肃清，中央许多老同志受到的压制还未清除，谭老也不例外。所以他见了我这个老部下，毫不掩饰自己的忧郁之情。我说:“老长，前些年大字报上脱您是叛徒，我真想不通!从参加红四军那天起，我直跟着您，你几时被俘过，几时脱离过革命队伍?凭空造谣……”他闷闷不乐地说:“林彪、‘四人帮’要夺权嘛，不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整死能行么?他们拚命整朱老总，我说了儿句公道话，就斗到我头上来哄，硬说我是‘二月逆流‘的什么总后台......”他露出倔辜的目光，“我不管那套，要我向假‘真理，屈服，办不到!”告别时他叮嘱我:“你要抽空回闽西去看看，那里的群众过去受了许多苦，现在又留了许多‘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情况到底怎么样，要告诉我呀........”

1982年夏，听说谭老病情严重，我程去京看望他。我和原装甲兵政委邱相田进病房，形容憔悴的老长露出了欣喜的微笑。他沉地望着我:“你是连城人吧，我在连城走过许多地，认识许多老同志。直想去看看老区群众，可总也没去成，你回闽西的话，定要去(龙)岩、连(城)宁(化)那些我住过的地，代表我向老房东、接头户和老乡亲们问好!”我说:“老长，哪里的老百姓对您的印象。”他说:“斜背、新寨带的群众，还有个接头户，好像姓罗，天天把饭送到山寮子里，你定代表我去看看他……”当年秋天，我回到连城县，讲了谭老的夙愿。县委特意派人大主任陈立泰等同志陪我到连城县铁山、罗地，龙岩县万安、斜背等谭老活动过的地区，代表老长向当地群众问候。我们在地负责人的陪同下，在万安找到谭老的接头户罗进珠老人时，她丈夫正患肠粘连，开过三次刀。我代表谭老和龙岩县民政局赠她100元医疗费，她激动得泪如雨下:“谭政委呵，几十年了，你……你还记得我们哇!.......…”

没想到，这竟是老长对我的后嘱托。1983年7月，我再去北京探望他时，谭老已经病危，我含泪离开了医院……谭老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他曾是闽西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人之。他坚定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了艰苦卓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鼓舞了闽西群众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保卫了土地革命果实，发展了游击根据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鼓舞着闽西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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